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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度时期批评界称诗人陶恋为“悲观主义者”，理由是在其作品中“隐喻式忧伤”贯穿始终，果敢的描写与忧郁的叙述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沧桑感。诗人在一次非正式的聚会上如是说：我不允许任何人跑到我的小说里面来谈恋爱，结婚。但是诗人对产生这种悲观主义论调的内在原因只字不提。
关于这个问题，沈鹏专门致函少平出版社，发表个人看法。他说这与陶恋的童年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他指出：
“陶恋自幼父母离异，而母亲却又在关键时刻抛下他去了广西南宁，追求自己的理想去了。于是陶恋在缺少关爱的环境中长大，曾有一段时期流落街头，与社会青年，流氓混混为伍。至今其故乡缙云还流传着陶恋创办流氓帮派火焰会的传说，同行的还有他“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打架斗殴的故事。”
“其二，父母的在离异之后仍对以前的琐事念念不忘，从而忽视了对陶恋应有的教育。家庭的悲剧同样给少年陶恋的心理成长带来影响，他自卑观念很强，甚至对前途不抱任何幻想。这是其悲观主义论调的主要来源。”
但是陶恋的情人 岚 提出了另一番见解。她说陶恋的悲观主义论调源于他几次不成功的恋爱生活。第一次，陶恋所爱的姑娘在与陶恋的交往的过程中爱上了他的好朋友，因此离陶恋而去，更没说任何理由。第二次，那个姑娘并不喜欢陶恋却一直在吊他的胃口，频繁捉弄陶恋。第三次，陶恋与一个姑娘交往了一年多，了解很深，以为找到了理想的伙伴，甚至打算毕业以后与她结婚。可是在陶恋迟迟不敢表达之际，她提前有了男朋友。经过了这几次的打击，陶恋彻底绝望，不再憧憬最纯洁的爱情，转而偾世，嫉俗，敞开“博爱的胸怀”，从此游戏人生。此时的陶恋，内心已经偏离了正道，坚信了解与沟通的艰难，不再相信任何女人。
批评界却是对沈鹏以及岚的观点持谨慎态度，只表示这属于个人隐私，不便发表议论，转而深入研究诗人的作品《无题》、《初探人生》、《迷失的爱情快餐》等小说，期望能从中得到某些以外的收获。
九
“醉禾怕是喜欢上咱们的阿恋了。”月亮如是说。而以前火焰会的成员，如魏家兄弟，骨头等，则摇头表示不信。但是他们否认不了陶恋曾经“住在”醉禾家里的事实。于是一切都变的很不明朗。
被称作是醉禾的姑娘是镇上出了名的冷美人，父母常年在外经商，17岁的她由于缙云高中的学业而独自呆在老家。出于对所处时代的茫然以及各种时尚的冲击，醉禾经常出入各娱乐场所，寻求所谓的刺激。镇上的混混闻醉禾之风而动，然而醉禾却对这种“汉子”丝毫看不上眼，称此等人物空有一身蛮力，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红口白牙地拳脚相向，且不懂风月，白长了一个脑袋。何况醉禾游玩学习两不误，成绩名列前茅，又多了一份高傲。曾有某人与人斗殴，说，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去把醉禾给泡了，说的对方低头长叹，黯然而退，从此成为笑柄。
醉禾常来工会迪吧，也与老板月亮混的很熟。由于忙着准备期末考，被禁了好长一段时间，所以一放假就来了，找月亮喝酒。但是月亮却以陶恋推脱。醉禾这才发现有了新面孔，以为又是来寻她乐子的，就想过去捉弄捉弄。不曾想，这个长发的一身黑衣的男子，居然也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于是，她与他，谈了一个晚上的文学……
此后人们经常可以见到醉禾与陶恋在工会迪吧一起喝酒，点着昏黄的蜡烛，副有诗情画意。醉禾在陶恋的面前体现出了以往罕有的温情。陶恋从她那温柔的目光中看出了某些内容。之后不久他们把喝酒听音乐搬到了醉禾的家里。我的父母不在家，醉禾说，我们甚至可以一起过大年夜呢。陶恋对此一笑，目光却被墙上挂着的一把古怪的二胡吸引。
那是三弦。传说中以悲伤为主调的乐器。我老爸从远方带回来的，我10岁那年给我当生日礼物。不是二胡。
三弦？陶恋很是疑惑，顺手把它拿了下来。是三根弦，两条粗弦在两边，细弦在中间，马尾卡在左边那根粗弦与细弦之间。普通的二胡只有粗细两根弦。
你会弄么？我送给你。反正我不会弄，权当是个摆设。
陶恋笑了笑，二胡我会。说着又顺手把它挂了回去。
你可以当二胡呀，马尾卡在两根弦之间，第三根弦又没用的。你能拉一曲给我听么？
于是陶恋又把它拿了下来，拉过一张椅子，调整了姿势，拉了一曲《凤求凰》。
是《凤求凰》呢！醉禾笑了。
喜欢么？陶恋问。
喜欢！
十
我是在80年代开始喜欢小说的。我也是在80年代开始讨厌小说的。这不矛盾，你要是也写小说你就会知道。
80年代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豪尔赫*博尔赫斯以及米兰*昆德拉等外国文学巨匠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其小说由最初的“写什么”改变到“怎么写”的问题上来，并由此产生了中国小说改革，出现了著名的“现代先锋派”。但就在此时，事情突然有了变化。置于“小说”之前的以形容词充当定语的小说概念开始淹没小说的本身。人们在迷茫、无助的同时倾向于用“归类”使自己看得清楚。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雅各布森的理论使得一大批小说家大出了风头，因为他们自己说不好的事全被批评家理得井井有条。他们为自己的劳动无形间符合某一流行的理论而沾沾自喜得意非凡。
我站在了理论的反面。这可以说是轻视也可以说是鄙夷。似乎不把某作品某作家说得很透彻说得很明白他们就不算是评论家。他们首先把莫须有的观念，想法强加给作者以及读者，然后等大家都相信的时候流传得很远的时候自己也相信了自己以前强加的说法。
我是因为无聊才写作的。福克纳是看到舍伍德*安德森只消上午写小说其他时间都用来喝酒聊天于是便想去当个作家什么的。海明威是想寄托一种完美的爱情才写作。我只是无聊。没地方可去。所以我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从不考虑文本结构从不考虑词语是否妥当文章究竟要表达些什么主题。那是评论家的事。他们会一整套一整套地替你说，直到把你也说糊涂为止。好像不这么做他们就不算是评论家。我不喜欢这样因此我抵触批评界。我故意在文章中乱说乱写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从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流派到美国的反恐战争直到萨达姆的屁股，还会虚构出一个英雄人物并说明他的事迹记录在某某县志的第三卷第五章第208页。然而小说依旧发表，依旧有人来分析文章整理文章并发表评论称这篇文章表达了什么主题。其实那都不是我的想法，那是评论家自己的想法。他们浏览了我的文章然后按照自己的思维把我的文章说成这样那样并说应该把我归类于哪一文学流派。我先后被划为“现代先锋派”、“本土意识作家”、“行吟诗人”，等等，我自己也弄不明白。
因此，我喜欢文学，但我讨厌文学界。
以上是诗人陶恋2000年发表在某杂志上的一篇随笔，就当初被划为“现代先锋派”作家所表达的一番内心独白。
十一
在欢笑声中2001年悄然度过。流浪的陶恋选择了住在醉禾家。她父母过年也没回来。大年夜陶恋醉禾以及以前火焰会的兄弟月亮，骨头，魏家兄弟等在工会迪吧集体狂欢。大伙都称那是自陶恋离开火焰会后过的最快乐的一夜。陶恋搂着醉禾在一片烛光中与大伙共同回忆了以前的时光。醉禾含着爱恋的目光盯着醉醺醺的陶恋笑得狂放。那天陶恋完全回复了以前混混的模样。大家都说这才是真正的阿恋。那一夜直闹了个通宵。
之后陶恋又平静了下来，偶尔陪醉禾逛逛街，或是一起去看看电影。一个人的时候陶恋只是坐在客厅里，摆弄着那把三弦。
终于有一天陶恋又一次把它拉响。陶恋全身心投入，闭着眼睛，凭心灵的感觉去拉，全神贯注。罢了，睁开眼睛，才发现醉禾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泪流满面。
怎么了你？
没什么，真的……
那你怎么哭了？
我一时接受不了。我从你曲子中听出了远行之音……
……
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陶恋无言地摇了摇头。
陶恋是于一个阴天离开的。送行的只有醉禾。送行的醉禾含着忧郁的神情，又一次问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走？你是否一开始就决定要走？
不，不是。
那为什么认识这么久你都不曾抱过我？
我也很想……
那你为什么不抱？
问题是……
是什么？
问题是这不是时候。至少要等你开始一个人独自生活了，或是等你大学毕业……
我不在乎……
可我在乎！
沉默。时间像是突然停住了，许久都不曾说话。
渐渐地陶恋听到了醉禾的啜泣声。她知道已经不能再勉强。即将登上火车之际她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
你能抱我一下么？
陶恋笑了，踏步上前，把她拥在怀里。
紧紧地抱了抱。
十二
我不喜欢出人头地。我的人生哲学是大家只要一眼就能认出我的无能与卑微。这世界已经变了。和平年代，不需要英雄。这世界不是以我为中心，也不是以你为中心，世界永远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朝气蓬勃，他们激情向上，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因此我不会想方设法往上爬，也不会想把别人踩在脚下。我只想过好属于我的每一天，享受属于我的每一天。
我从没想过当什么领导，不管是公司的还是社会的。领导是大家的领导，不是自己的。因此他必须为大家的事而忙，必须为别人负责。而我，只想为我自己负责，我只想拥有自己的时间，多看看太阳，多陪家人散散步，多留点时间陪妻子看看电影，多留点时间带孩子逛逛公园，拥有自己的那份天地。我这种人，也许不会给国家作出贡献，我只能努力不给社会带来负担。我不想在历史中保留某些痕迹，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来过。我来过！我们已经存在因此没必要硬要弄出点什么标志以便让人们都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以上是诗人陶恋大学期间的人生观。
十三
诗人一路往南，背着一把破吉他，还有一把三弦。诗人变得沉默寡言，似乎抛弃了语言，像是一个图腾，用吉他宣扬爱情至上，以三弦诉说着世纪沧桑。
诗人是与春天一起来的。人们在发现诗人已经到来的同时惊叹世界已是一片绿色。于是诗人便以春天为名，出入各娱乐场所，试图举办一场爱情音乐会。诗人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此诗人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寻爱的青年，成了这个城市一道新奇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追随诗人的青年只是以诗人为幌子，寻找各自的爱情。许久后诗人终于意识到这点时，心情再次转向灰暗，无言地收起吉他，拿下背上的三弦，重新将它拉响。
诗人是蹲坐在路边拉响三弦的。赋予三弦的古老的悲怆之音瞬息在天空回荡，引来了众多行人，聚久不散。突然，有硬币落地的声音，接着响声不绝于耳。人们受到三弦的感染，把诗人当作流浪到此的卖艺者。凄凉的音乐同时也引来了一位高校的音乐教授，他在注视良久之后邀请诗人参加三天后高校的音乐会。诗人欣然接受，收起地上的整票，留下满地的硬币，飘然而去。
鉴于人们对爱情的公然扭曲，诗人决定违背初衷，不再用吉他宣扬爱情，改用以悲伤为主调的三弦，尽管高校音乐会的主题并不悲伤。诗人坐在台上，不理人们的非议，忘我的拉着三弦。片刻之后所有人都被其乐色的悲怆所感染，沉迷其间，似乎各自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甚至诗人本身也被三弦影响，全身心地投入，时疾时徐，忽高忽低，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突然，中间的细弦，经不住如此剧烈的拉动，“拍”的一声断了。然而音乐并没断。诗人于刹那间领悟了三弦。马尾在两边的粗弦间继续拉响，少了细弦的高音，充斥的是两种低沉的声响。诗人拉得如痴如狂，一曲终罢，忽而顿住，而余音缭绕，仍不绝于耳。等大家回过头来，台上早已没了诗人的踪影。
诗人又一次不辞而别，连音乐会的奖金都不曾带走，就此消逝，留给城市的只是另一个传说。第二天各大报刊不约而同刊登了昨晚的音乐会，四处探寻着诗人的消息。
几天后，人们看见一个背着吉他和一把断了细弦的古怪二胡，隐入黄昏，去了令人向往的南方，火红的晚霞与之送行。
据称，这就是诗人。
十四
署名沈鹏的连载自此全部刊完。沈鹏说，丽水的音乐会是诗人陶恋的最后消息。面对诗人的最终去向，丽水存在着多种说法。有人称，诗人陶恋去了云南丽江。多年以前诗人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目光被瑶族少女的服饰所吸引，因此完全有可能直奔云贵高原而去，追寻自己的理想。也有人称，诗人去了广州，那是广东戏曲的发源地，从诗人背着古老乐器三弦一路往南就可以看出此点。也有说，诗人正在海南三亚著名的景点鹿回头，追逐一个姑娘，试图把“心中最大胆的假设”变成日常生活中的某个“细节”。
2002年的夏季，《南方周末》的记者在广西南宁著名的朝阳花园某棵榕树下，见到了久违了的陶恋。诗人的标志性长发已经剪了，正专心地给一个少女画肖像画，手里握着一只粗的炭素铅笔，耳朵上还卡着一只。记者没有惊动诗人，耐心地等他画完，看少女满意地拿着画离开，这才上前。
诗人最初以为记者也是来画肖像的，等看清了记者手中的相机才领悟过来。于是开始了交谈。记者首先介绍了初春时少平出版社寻找诗人的情况，还有《花城》围绕诗人的大讨论，以及沈鹏的连载和岚的自述，等等。记者问诗人，你对这些有何感想？诗人便抖了抖手中的笔，说，我一直都呆在南宁。这儿阳光很好，空气也好，重要的是我父母亲在这。我经常呆在朝阳花园，看老人在这里健身，听他们在这唱戏。偶尔我也画画肖像，挣点儿零花。这儿很宁静，很平和。生活也简单，没压力，挺好。
记者于是又问，你说你一直呆在南宁，那是否就是说沈鹏的连载以及岚的自述并不真实？少平出版社以及其下属的《花城》杂志，还有批评界，你打算如何回应？
诗人没有正面回答，低头在画着些什么，然后把画好的画递给记者，问，这重要么？ 随即诗人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抬头望着晴朗的天空，说，天气真好，云彩也很美。
记者拿起画，看了看，是自己的肖像速写，挎着架照相机。
记者轻声地笑了。
十五
《南方周末》那个漂亮的女记者给少平出版社转述了诗人陶恋要求带给批评界的唯一的一句话：
我们所要追寻的并非仅仅只是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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