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新疆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诸如野猪、狼此类凶猛野兽时常光顾农田甚至民居。一天夜间，我值班去瓜地浇水，觉得身后有人跟着我，用手电一照，灯光下竟现出一条呲牙裂嘴的狼。我转身往瓜棚走，它始终跟着我。待到棚子跟前，我猛转身用手电一照，狼大吃一惊，便一头钻进棚子；棚子窄小，其面积仅是一个用棍棒架起的床，狼窜进棚子，无处躲藏，遂跳上床去；当时床上正睡着两个休班的同事，被狼猛然惊醒，吓得魂飞天外，大声呼喊；我急从门外追进去；狼一头撞开草棚用树枝扎成的墙壁，逃走了。
新疆的戈壁滩往往方圆数十里，甚至数百里都没人烟，偶尔只能见到一两个游牧人的帐房。那时单位食堂烧饭，职工冬季取暖，都需要派人去戈壁滩打柴。有一次，我去戈壁滩打柴，茫茫戈壁只见一座蒙古包。这是一家哈萨克牧民，家中不满周岁的孩子正在发烧抽风。孩子抽风几分中内便可死亡，当年没有通讯设备，牧民的交通工具只有牛马，纵使快马加鞭，送到数十里之外的医院也为时太晚。全家人急得束手无策，一位老太太和孩子的母亲向拥而泣。适巧我去讨水喝，见状急为孩子点穴，终使孩子脱险。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剧团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排演被称为"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之类。汽车拉着我们到处去演出。我也被提拔成了排长，确实红了一阵。
但不久便武斗开始，所谓的群众组织最初是互相漫骂，接着便是械斗，即而动用真枪真炮。反正那时"造反有理"，打砸烧杀不犯罪。直到上级下文件"搞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武斗才逐渐平息。然而，团体之间的武斗虽然平息，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个人批斗却未终止。而我险些被划入这个圈子。
我于1965年、1966年分两次将全家从河南接到了新疆。适巧刚接来不久便开始文化大革命。那时调查函漫天飞，不几天便有人被调查出了什么"隐瞒家庭成分"，或是"隐瞒历史"。于是那人立即被打成"阶级敌人"，轻则批斗，重则送到劳改队。突然有一天，我们全家挨个被叫去问话，要我们交代"隐瞒家庭历史"的事。说是我家乡来函检举，我们家庭在家乡是"大地主"、"大恶霸"。恰巧我们祖上确实是当地的豪门大宅，临到土改，我们已是一贫如洗。但文化大革命鼓吹"砸烂旧框框"，凡事一反常规，谁也摸不准究竟如何界定事物"对"与"错"。真是喊冤无门，全家感到大难临头，我和父亲都准备去坐牢了，家中女眷和孩子都大放悲声。有幸后来辨请：原来，有一位名叫王长法的河南项城人，家中来函说他是出身地主。但那时的公函都是手写，"法"字写的潦草，看上去如同"清"字。与我的名字王长青同音。差点拿我去顶替。
但如此一来，我的父亲又被引起注意，追问我父亲在旧军队中的军阶是什么。有幸我父亲是因家庭赤贫，仗着一身武艺，时而顶替他人卖壮丁，到军队待不数日便逃走，虽然在军队中出出入入，每次都待不久，更不曾升官。幸能于文革期间免于一难。
那时中苏交恶逐年升级。到文革其间,又提出了"备战备荒",准备与苏联打仗。那时象这类国际问题的消息来源只有一个,上面怎么说,下面便怎么信,一时间又人心惶惶。我父亲与我商议：王家的香火得保持。于是他带我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回到河南家乡；我则带一个儿子和女儿仍留在新疆。如此家分两地，以免战火中全家复没。
1970年，我的父亲在河南感染疟疾去世。根据昔日的传统，我身为长子，成了家中执掌大权的人。我觉得世代单传武艺的方式实乃作茧自缚。于是我决定让全家人都开始练武。但在那个时代，练武是不能公开的。好在我那时是属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样版戏也要反斤头，劈叉、练基本功。我便声称全家演练革命样板戏，趁此给孩子和弟妹教武术基本功。
"四人帮"倒台后，政策逐渐放松。我想到宏扬家传，仅靠自己一家人练武是不行的，于是想推广授徒。但那时在自己家中聚众练武还是会招惹麻烦的，迟迟未能遂愿。直到1978年，适巧我弟弟由部队复员回来，在学校当体育教师，我便要他向学校提议，在体育课中增设武术。学校回答：你若教武术，学校不能提供教时和场地。我们表示：只要不反对，业余时间即可；场地我们自己寻找。当下报名习武的便有80几名学生。一个月后只剩下50几个。第三个月只有40几名。到第四个月只剩下了28 名。学生如此锐减，实因当时的条件太差，没有场地，便找一块碱地教孩子们演练，每当练完功，大人孩子都成了泥猴；冬天来了，塞外寒冷，孩子们仍在户外练功，手脚都冻坏。后来学校将三间装废品的危房交给我们使用。没有地毯，在地上铺上轧过棉花的棉壳，踏上去便尘土，棉絮满屋飞扬，于是在棉壳上洒水，使之结冰，孩子们便在上面踢打滚翻；孩子们的练功服，则是用装化肥用的尼龙编织袋裁制而成。然数年后，这支武术队在新疆一次运动会上一举成名。此后这支武术队的武术成为新疆的体育强项，每年参加全国比赛都获得金牌、银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