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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我戴眼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一篇莫名其妙的小说。
但事实上，我的眼镜一直多灾多难。
洗脸。我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洗脸，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生我养的乡下——比如现在，我和新婚的妻子在老家度过春节，并且履行“常回家看看”的虚假诺言。
母亲在厨房里叫，老大老大你怎么还不快来打洗脸水，滚烫着哩。我就过去打洗脸水，脸盆有点油腻，但并不影响我洗脸，谁也没规定洗脸盆里不能有油腻。我把脸盆放在檐口下的石梯上，大马金刀地摆好了架势，捋起袖子，然后取下眼镜来。
我不知道应该把眼镜放在什么地方，以前我放在书桌上的，而现在呢？身边没有书桌，也没有其它什么可以放宝贵的眼镜的地方。我本来想试着把它放在窗台上，但父亲新修的楼房的窗台上不适合放眼镜，因为它是用瓷砖嵌的，在早上的露水下有点滑。本来嘛，父亲穷尽一生的努力和积蓄修建的新楼房，如果窗台没有用瓷砖嵌上，那也太没面子了。
这样一来，我就只好把它放在地上。为了让它显眼一点，而不被我的家人踩到，我特别为它摆放了一个姿势。我觉得它的姿势很漂亮，跟放在书桌上没什么区别！
但是谁又会想到呢？就在我专心至致地洗脸的时候，我的眼镜就在妻子欢快的脚下丧生了！我并不知道妻子当时为什么那么高兴，她几乎是向我飞过来的，像一只小鸟！但她不是一只小鸟，如果她真的飞起来了，我的眼镜就不会被她踩在脚下了。
接下来我干了什么，相信谁都知道。我像祥林嫂一样把眼镜掰来掰去，嘴里骂骂咧咧，还把父亲的工具箱翻出来，拿着钳子和螺丝刀。父亲的工具是修理抽水机用的，跟我的眼镜相比是焦大遇上林黛玉，或者干脆是张飞娶了女娇娘，一点都不般配，所以修理起来麻烦至极。也许我应该去当一个眼镜修理工，因为我最终还是把它掰到了大致原形的模样，歪歪斜斜地架在了脸上。
眼镜歪歪斜斜地架在脸上，并不影响我的心情——只要眼前一切明朗，我是不太在意我的形象是否英俊的。
戴眼镜的人什么时候英俊过？戴眼镜的人比其它老百姓要多一个外号——眼镜！妈的，谁见了都这样叫，连叫化子见着都这样叫：“眼镜，行行好，行行好，赏一块稀饭钱吧？”真他妈的让人怄气。
这个城市出了新规定，个人随地吐痰罚款50块，单位则罚款500块。真他妈的变态，难道还有单位集体吐痰的吗？这些规定真是搞笑到了极点。
看着这些新规定，我就下了火车走进了城市。我不知道我现在跟乡下还什么关系，也不知道跟城市有什么关系，也许城市和乡下都有一些关系，而这个关系是靠这列火车来联系的。我这想也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回乡下还是进城，我都是在火车上睡觉，等我一睁开眼，眼前的地儿就变了样。真是新鲜得很。
要是睡觉之前你的眼前还是清新的田间空气，而睁开眼你就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让你觉得心紧的城市污浊空气，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吐痰！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想吐痰。我说过我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吐了一口痰。我想我应该把那句名言改一下：莫吐痰，吐痰必被捉！我还没有完全把这句名言改好，就被穿绿衣服的老太婆抓住了。
她喊的第一句话就是：“罚款！罚款！”我最听不得罚款这两个字。我说你用其它方式叫不行吗？比如给钱给钱！这样更直接一些，不像罚款那样虚伪。给钱就给钱罚什么款？老太婆怒气冲冲地瞪着我，说你这个小伙子还有点怪，废话特别多，老实认罚，谁让你随地吐痰！我说我吐了吗？吐在什么地方？老太婆就指着地上的一点污渍说：“这就是你吐的！”
天知道，我承认我吐过一口痰，但绝对不是那个东西，我吐的痰会是那个鬼样子吗？所以我肯定老太婆并没有清楚地看见我吐痰，她最多就是看见我嘴巴动了一下，于是认定我吐了痰，要我给钱！但老太婆认死了那个肮脏东西就是我吐的痰，还叫来了几个同伙（妈的穿绿衣服的都是她同伙）来帮她。结果就是五个穿绿衣服的老太婆围着我，指着地上的一口痰要我认帐（好象那是我的私生子），然后就是要我给钱。
我不会给钱，生拉活扯冲出重围跑了。一个年轻一点的老太婆扯着嗓子在后面叫骂：“十个眼镜九个怪，还有一个性变态！”管他什么变态，50块呐，坐出租车回家两趟都够了。
我已经在办公室里晃悠一上午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眼镜坏了，还歪歪斜斜地架在脸上。
这个地方是报社，戴眼镜的比脸上长雀斑的还多，谁会注意到我眼镜有什么不对呢？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对对面那个也戴眼镜的美眉说；“唉，眼镜也坏了！”眼镜？美眉推了推自己的眼镜，说没有坏呀！
废话！下午我溜号去修了眼镜，眼镜行的师傅比我厉害，修过之后像新的一样，架在脸上也不再歪歪斜斜。
报社是个好地方，不会有人踩你的眼镜，也不会有人骂你性变态。但报社的人戴眼镜，并不是为了把眼前的东西看清楚，我们只是为了把字看清楚一点，以免把自己弄成反革命！
前面我就说过了，我戴眼镜并不是为了写这篇莫名其妙的小说，而且相反，我写这篇莫名其妙的小说，却是为了戴一下眼镜，因为我想试试它是不是还歪歪斜斜，是不是还能看清楚字——三天不练手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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